夏日晒书，晒的不仅仅是阳光！传统习俗如今演变成了文化传承

农历六月初六，是民间流传已久的“晒衣节”，最早可追溯到汉朝。而自魏晋时期开始，古人就有在夏末秋初“七夕”前后晒书的习俗。唐宋时期，农历七月初七晒书成为“时尚风潮”，《宋会要》记载这一天为“晒书节”，属于官方仪制的一部分。由此，从六月初六到七月初七，是百姓晒物什的重要时段。如今，这些传统习俗已鲜为人知，但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离不开曝晒，只是少了那样的仪式感。

唐韩鄂《岁华纪丽》称，民间七月初七有“暴书策，晒衣裳”的风俗，在《四民月令》和《齐民要术》中对作为习俗的“晒书”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描绘。元明清以来，不管是官家还是民间，都会在盛夏之日翻晒书籍，防止文献受潮、霉变虫蛀。

“三伏乘朝爽，闲庭散旧编。如游千载上，与结半生缘。”古人晒书的传统由来已久，虽然现代人极少听说过“晒书节”，但其实生活中仍有不少人保留着夏日晒书的习惯，不仅传承了传统文化习俗，还赋予了更加丰富的内涵。

传承习俗
“晒书”不只是太阳下曝晒更多的是在通风处透气

厦门市博物馆、郑成功纪念馆原副馆长、文博研究员何丙仲曾有一万多册藏书，其中他祖父留下来的大多为线装宣纸书，相比于印刷书籍，这些书籍需要更精心的保护。

何丙仲说，晒书要因地制宜。厦门的农历六月初六仍然潮湿，而七月初七秋风正起，都无法满足长时间较干燥的晒书条件，因此他选择在大暑、小暑时晒书，顺便检查书籍是否有损坏。“晒书不能猛晒，晒太久了纸会发脆，虽然能杀死蠹鱼（书虫），但是书也会遭到一定的破坏。”他说，一般会在自家阳台找个宽敞干燥的地方，从上午10点晒到下午1点，晒完后用塑料封纸将宣纸书相互隔离再收起来，这样就算有蠹鱼也不会“传染”。

市图书馆的古籍修复师柯菁也保留了晒书的习惯。农历六月初六和七月初七之间，她会选择合适的时段将家中的藏书收纳整理、通风晾晒。她说，很多人把晒书的“晒”简单理解为把书拿到太阳下曝晒，其实“晒书”更多的是放到阴凉干燥通风处翻一翻、透透气，顺便清点整理，同时也代表一种仪式感。

文史爱好者林坤山说，晒书是对书籍的保护。“我喜欢读书，对传统民俗也很感兴趣。在读到传统民俗相关书籍时，了解到古代文人晒书的习俗，与我爱惜书籍的想法不谋而合。”他说，熬过厦门潮湿的春季，等到夏季阳光正好时，便选择中午把自家的书拿出来晒一晒。在厦门朝宗宫当义工的他，还会主动帮忙将朝宗宫内的经书和文史书籍搬出来晾晒，以免书籍因为海洋湿气的浸润而生虫或发霉。

提升技术
古籍修复室“晒书”更科学藏书环境更好保存更久

随着藏书条件不断改善，藏书技术不断提高，图书馆、博物馆等以科技手段提升书籍保护的水平，远远超越了古人的“晒书”。

何丙仲说，古人晒书是因为藏书环境与手段受限，书籍也较少，在自家晾晒比较方便。现代人的书越来越多，家里已经不方便晒书了，加上书籍从选纸到印刷、装订，均有相应的防虫处理，书籍不易生虫，晒书的也就渐渐少了。另外，很多古籍捐赠给博物馆、图书馆，经过消毒等步骤后存放进恒湿恒温的藏书环境，查阅的时候还需要戴手套，保护非常到位，“晒书”便退出日常生活而成为一种文化节日。何丙仲的藏书中，有4000多册捐赠给了图书馆。他说：“如果你对家中藏书真正爱到极点，就把它们送到图书馆，那里有更好的保存条件，还能让更多人分享、利用。”

柯菁介绍，市图书馆的古籍书库配备24小时恒温恒湿控制系统、防盗防火防虫等设备。古籍库房温度保持在18℃-22℃、湿度保持在45%-55%，有利于书籍的保存。2007年，市图书馆设置了古籍修复室，配有杀虫、照明、清洗等设备，在有效消灭蛀虫的同时几乎不会对书籍造成损害。图书馆还聘请了国家级修复技艺传承人、地方文史专家等，指导古籍保护和开发工作，另外还面向社会征集古籍、文献等资料，鼓励没有条件保存古籍的收藏人采取托管的方式把图书交给市图书馆代为保管。

推陈出新
“晒书”表达对文化的珍视分享交流观点促进发展

2019年，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在孔子博物馆举办了首届中华传统晒书大会，至今已有五届。在大会的带动下，全国各地陆续举办相似的活动，比如展览档案、古籍、拓片等文物，同步展示修复技艺等。通过“晒”国宝、经典、技艺、传统，分享古籍知识，起到科普作用。由此可见，晒书之“晒”在现代语境下，不仅保留了原有词义，还隐含着分享、展示之意。

国家图书馆常务副馆长、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张志清曾提出，举办传统晒书大会，就是希望把古人晒书的传统与“晒”的当代含义结合起来，通过图书馆员、人文学者、保护专家、非遗传承人晒国宝、晒经典、晒技艺、晒传统，传播保护理念。柯菁非常认可这一说法，她认为，古籍及其承载的知识，不仅需要保护，更需要继承和传播；不仅需要存在，更需要活起来、传下去。

林坤山就职于厦门外图书城，去年外图书城也举办了一场“晒书节”。他说，这次活动不是传统的“把书放在太阳下晾晒”，而是有“分享”之意。“晒书节”的开放性市集，不仅有书籍分享，还有两岸文创产品展示和民间非遗文化体验等，突出了“晒书”中交流的内涵。在他看来，这种“不够传统”的“晒书”恰恰是传承晒书习俗的重要形式之一，既普及了古人晒书的习俗，又融入非遗等文化元素，还加入新时代的文创产品，如此推陈出新，才能更好地促进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何丙仲认为，“晒书”不仅代表了对作为文化载体的书的爱护，也表达了对文化的珍视。同时，读书人在晒书过程中阅读、交流思想与观点，能够更好地促进文化传播和发展。“虽然我们没有必要为了‘晒书节’而晒书，但仍然需要重视‘晒书’传统，延续其中蕴含的爱护书籍、热爱文化的精神。”他说。

（文/厦门晚报记者龚小莞实习生姚怡茜图/受访者提供（除署名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