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书讲学，礼传大成

在肥城桃园镇西里村东至杨庄凤凰山（原名玉皇山）前，存有“晒书城”遗址，占地40余亩。民间相传，当年孔子携弟子游学至凤凰山下时，遇雨淋湿竹简，遂在此晒书讲学，这成为肥城文化史上一段佳话。汉代为纪念孔子，在此修建了“晒书城”。据肥城旧志记载和当地老者回忆，昔日晒书城坐北面南而建，分前后两院。后院建有大成殿，又称孔子庙，殿内塑孔子及弟子颜渊、曾参、子思、孟轲像。院内立有多通碑碣，栽植珍稀花木，环境清心静雅。前院古柏林立，遮天蔽日。庙门外分列东西两排整齐的古柏长廊，干粗冠大，盘根错节，郁郁葱葱，颇为壮观。每年清明时节，庙门大开，学校师生与社会各界，前往拜谒、游玩。据传，修庙时，汉代董仲舒亲笔题写了孔子“学礼焉用稼”名言，让工匠雕刻在玉石上，镶嵌在庙壁显眼处。明代在汉代晒书城遗址上建成“大成书院”。清康熙十一年（1672）《肥城县志》记载：“大成书院在城西南三十里，旧为晒书城，相传孔子经游处。”又载：
明嘉靖二十年（1541），知县刘公讳赞者……迁佛像，移老子，扩建大成殿三间，东西厢房各五间，大门一座，中奉先师，旁列四配，匾曰：大成书院。设门子一名，又专置礼生四名，掌管唱导礼仪。每于春秋次丁躬率师生致祭。〔有学者“考康熙《肥城县志》卷七《职官志》，刘赞知肥城在正德十五年（1520）至嘉靖初。书院之建当在正德而不在嘉靖”。见周郢：《成瓘及其<左丘明墓考>——肥城文史新札十则》之六《大成书院创建年代》，肥城市左丘明文化研究院主办：《左丘明文化》，2015年第2期〕
大成书院兴于明，衰于清，延续300多年。文献记载大成书院是一所官办书院，但该书院的职能与其他书院有很大区别。这所书院突出了祭孔，彰显儒学后生对大成先师孔子的至诚推崇。书院的祭孔活动并非简单的朔望参拜、烧香行供，而是书院教育的一个重要环节。通过祭祀活动，使学子们在虔诚肃穆气氛中“仰而瞻其容，俯而读其书”，强化对先贤的钦仰与礼敬，进而思索先贤的功德和业绩，见贤思齐，“彼知舜之当祀，必知舜之当法”〔（元）程钜夫：《雪楼集》卷十二《历山书院记》。转引自徐梓：《书院祭祀的意义》，《寻根》，2006年第2期〕。

“大成”二字，揭示了大成书院秉承大成至圣先师的教育思想，追求“忠信孝悌”“修身、处事、接物之要”“义理之学、修养之道”。大成书院讲学术以正人心，补官学之阙失，倡导学术、人格教育，并把传授知识作为基本的人才培养模式。这种浓郁儒学色彩，传承中国儒家教育主流传统，培养了一批儒学人才。在孔子思想和躬身讲学感召下，冉子后裔和很多名门望族，也纷纷迁至晒书城附近建村，如冉家庄、尚礼、东礼、西礼、张礼等村落。从这些村庄的取名上，亦可窥见这一带受圣人教化而留下的崇文尚礼的史影。其村名中的“礼”，后来逐步谐音为“里”。据肥城冉家庄《冉氏族谱》载，为弘扬儒学，当地官府及孔门冉子后裔还在凤凰山上建凤山书院，广招儒生，为国家培养人才。明代嘉靖年间，在肥城做教谕的孔子五十七代孙孔诚，将其子孙安排在金线河旁设馆教读，培养儒家门生。肥城官府还遵照曲阜衍圣公的意见，安排肥城孔氏后裔来大成书院奉祀孔子。大成书院的历史风光一直为后人所称道，“书院秋风”还作为旧时“肥城八大景”之一载入肥城旧志。近年，在大成书院遗址出土的重修碑两通和雕花门条石一块，是那段历史的最好见证。大成书院虽已不存，但它的历史影响却没有消失。肥城至今依然承续着崇文尚礼、重视教育、重视人才的优良风尚。